“沒有想到，一個經濟學家對教育問題的分析如此深刻。”在2014年12月中旬舉行的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首屆年會上，幾位教育學家在聽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的演講后，如此感嘆道。
這篇名為《對中國教育問題的三個觀察：“均值”與“方差”》的演講，不但被傳統媒體轉載，更是在新媒體上到處流傳。短短幾天里，微信上的點擊量就超過了100萬。
“我也沒有想到有這么大的影響。”近日，錢穎一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一個多月過去了，仍然經常有不同學科的學者同他談起這篇演講，交流對中國教育問題的看法。
多年來，教育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的焦點問題，很早就引起了錢穎一的關注和思考。豐富的求學經歷（清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執教經驗（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清華大學），讓這位經濟學家深入了解國內外教育的實際,中國教育的問題所在，并積極在一所學院探索教育改革的實踐。
在錢穎一看來，多年來中國教育被短期功利主義所主導，弊端叢生，“現在到了矯正短期功利主義的時候了”。
但是，“中國教育的首要任務，還不是如何培養杰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人’的問題。教育必須樹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觀念。說到底，培養真正的‘人’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錢穎一說。
擔任院長八年多來，錢穎一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沒有申請過一個研究課題，而是集中精力，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推進教育改革，履行一個院長的職責。
“教育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錢穎一說，“但是我一直堅信，經濟學家在推動教育改革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
《財經》：你在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首屆年會上的演講，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共鳴。教育是近些年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呼吁教育改革的聲音也一直在高漲。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在你看來，經濟改革和教育改革哪一個更艱難？
錢穎一：顯然，教育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但是我一直堅信，經濟學家在推動教育改革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這是因為經濟學家有兩個優勢：第一，經濟學的分析思路對于理解教育問題非常有幫助。經濟學會把復雜問題簡化，然后在約束條件下尋找到共贏的改革路徑，這是其他學科所沒有的。第二，中國經濟學家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很多行之有效的辦法可以為教育改革提供借鑒。
《財經》：但是大家都覺得，教育問題太多了、太復雜了，只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去分析，最后又發現，所有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又扯不清了。以中小學生負擔重為例，學校有問題，老師有問題，家長有問題，社會有問題，最后是都有問題，似乎無解。
錢穎一：世間的問題都是復雜的。你看經濟問題復雜不復雜？復雜極了！但是經濟學對復雜的經濟現象進行抽象，概括為兩大類問題：一個是資源配置問題，就是讓市場發揮作用，把資源配置給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業和機構；另一個是激勵問題，就是把激勵搞對，讓每個人、企業和機構都有提高效率的積極性。
中國經濟改革正是沿著這兩條線逐步推進的：一條線是資源配置問題，一條線是激勵問題，后者的深層次涉及到產權和所有制。
《財經》：那么，對于教育問題如何進行抽象和概括呢？
錢穎一：教育關系到兩個維度：“人”與“才”。我們可以用統計學的兩個度量概念“均值”和“方差”來分別分析這兩個維度中的問題，概括為四大特點。
中國教育在育“才”的維度，即培養知識和技能上的特點，是“高均值、低方差”，這是兩大特點。均值就是平均水平。中國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國學生“均值”較高，包括小學、中學，甚至是大學，與同一年齡段、同一學習階段的學生作跨國比較。這是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優勢，是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都望塵莫及的。
《財經》：這個特點在經驗層面很容易得到證實。在許多重復性、規律性的大規模操作中，如超市的收銀員、銀行的柜臺服務、醫院的掛號收費檢查等，中國服務人員的速度和精確程度甚至超過發達國家。
錢穎一：這種教育優勢對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適合“模仿和改進”的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流水線式的重復性工作，這在制造業非常明顯，即使是服務業也一樣。
所以，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中國教育的成績。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如果教育是完全失敗的話，這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學生在知識和技能上的“方差”太小。在統計學上，方差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偏離平均數的累加程度。“方差”小就是兩端的人少，出眾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創新人才少。杰出人才的出現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說天賦的分布在不同人種之間沒有太大差別的話，那么出現杰出天賦的概率就應與人口數量正相關。中國有13億多人口，和中國人口差不多但經濟發展水平不如中國的印度，其出眾的人反而比中國多，說明了一些問題。
《財經》：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的“錢學森之問”，追問的正是這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錢穎一：我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可能就有問題。杰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也許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造環境，或者說“培育”人才，遠比“培養”人才更重要。
當前絕大多數中國學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來自天生，但是我們后天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給磨滅了，這樣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減少了。再加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得不到培養，學生怎么可能有創造性呢?因此，我們培養出的人才“方差”小，并不是因為中國人先天的“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為壓縮小的。
《財經》：和“均值”高比起來，“方差”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似乎不大。
錢穎一：這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一個國家在低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主要靠模仿和改進，人才“方差”小無關大局，甚至還是長處，只要“均值”不低。但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當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時，“方差”小的后果就會變得嚴重，因為這影響創新，特別是阻礙顛覆性創新的產生。
中國教育在育“才”維度上的這種“高均值、低方差”，既能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就，又能預示在未來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導致了創新不足，對未來中國經濟以創新驅動發展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在育“人”維度上，即在培育人的素養、價值等方面，中國教育問題的特點正好是反過來，是“低均值、高方差”，這是另兩大特點。低“均值”是指人們經常批評的人的素養平均水平低，而高“方差”則是指太低素養、太低人格的人不少。
《財經》：從國人在海外旅游中的不文明現象，到眾多貪官驚人的荒淫無恥，糜爛的私生活幾近禽獸，許多事實證明國人的素養低“均值”、高“方差”。
錢穎一：這種情況不僅對經濟發展不利，而且還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人的素養是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備的基本做人準則，是人格底線。教育除了具有服務經濟發展的作用，對人的素養培養和人的價值塑造以及對文明社會建設也非常重要，而人的素養的低“均值”、高“方差”，是中國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掣肘。
《財經》：用“均值”和“方差”兩個度量來分析中國教育中“人”與“才”的兩個維度，構成了一個簡單而清晰的分析框架：在知識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在人的素養和價值方面是“低均值、高方差”。兩個維度，兩個度量，四大特點，非常對稱，幾乎囊括了所有突出的教育問題，因此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
錢穎一：教育問題大家都看到了，我只是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而已。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聚焦問題，進而尋求解決問題之道。
“到了矯正短期功利主義的時候了”
《財經》：教育問題聚訟紛紜，你的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你對教育問題的關注和分析，是否與自己的經歷有關？
錢穎一：是的。我接受過多所國內外著名大學的教育，也在多所國內外著名大學執教。多年的求學和執教經歷、不同教育背景的對比，讓我對中國教育現狀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財經》：2002年，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從海外大學華人教授中招聘了28位特聘教授，開設國際接軌的課程，你也是其中之一。當年此事轟動一時。
錢穎一：這其中包括我有15位是經濟學特聘教授，當時我聯系了其他14位。這些人才的引進，雖然只是兼職授課，但是對提高清華的經濟學教學水平起了很大推動作用。他們中多數是為碩士生、博士生上課，而我從2002年秋季學期開始，在清華為本科一年級上《經濟學原理》。
《財經》：2006年你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后，對本科教育一直非常重視。你們本科教育改革的目標是什么？
錢穎一：人們通常都會說教育的目標是“人才培養“，而我們講“人才”，又通常容易忽視“人”而只重“才”。所以，幾乎所有的教育改革重點都放在怎樣培養“才”的方面。其實，“人”與“才”不是一回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
中華文化和中國教育的傳統，從來都是重視“做人”的傳統。為什么后來重“才”壓倒了重“人”？
直接原因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落后于西方。落后就挨打，因為西方有槍炮，西方有科學技術。所以我們要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實業救國。因此，教育就轉向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專業知識的傳授，轉向對“才”的培養。不僅在中國，在所有落后國家實現追趕中，都是一樣的。
不過這種由“人”向“才”的轉向在中國近年來走向極端。過去30多年，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和開放，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經濟增長似乎變成了唯一的價值和目標。即使當下討論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新驅動，也仍然是把經濟發展作為目的。在這種思維中，人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人才就成為加速經濟發展的動力。“育才”也隨之變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
中國經濟改革確實是由功利主義主導的。
錢穎一：這種功利主義有進步意義。功利主義平衡成本收益，講求實效，注重結果，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在突破舊思想枷鎖的時候，功利主義的正面作用很大。但是，功利主義也有局限：一是如果過于注重短期利益就會失去長遠利益；二是結果并非一切，原則底線有獨立價值。
《財經》：你是一個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不是功利主義嗎？
錢穎一：是的，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確實是功利主義。但是我們目前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我稱之為的“短期功利主義”：極為短視，只看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現在到了矯正短期功利主義的時候了。
在經濟學里，人有雙重作用：一方面，人是投入品，是工具，目的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人還是消費者，所有的投資最終都是為了消費，所以人也是目的。
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么除了消費，人還有其他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這就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
中國教育的任務，不僅要關注如何培養杰出人才，更要關注如何培養真正的“人”。教育必須樹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觀念。說到底，培養真正的“人”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化，那么“人的現代化”就應該是最高層面——價值層面的現代化。
《財經》：教育要打破功利主義并不容易，這首先需要突破舊有思想的束縛，真正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錢穎一：所以教育改革需要思想引領。我非常認同鄧小平的“三個面向”教育思想。1983年鄧小平給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的解讀是：教育要有現代眼光、世界眼光、長遠眼光。
清華經管學院本科教育的改革目標是逐漸清晰和明確起來的。2008-2009學年，清華大學召開全校范圍內、為期一年的第23次教育研討會，分三個研究組，由我負責本科教育組。根據調研和討論，研討會形成了一個初步研究報告。這種研討會和研究報告，通常是在研討之后就束之高閣，再也沒有一點動靜了。但是我們學院就是根據這些研究來探索改革實踐，我們付諸于行動。從2009年秋季學期開始，我們實施了新的本科生培養方案。
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
《財經》：清華經管學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主要有哪些內容？
錢穎一：我們設立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標有兩個：首先，培養每一位學生成為有良好素養的現代文明人；其次，創造一種環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實現這兩個目標的途徑是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性結合。
其實，這正是對我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國教育問題的四大特點的對癥下藥。第一條就是在育“人”的維度上“提高均值，減少方差”，方法是關注每一個學生，實行通識教育，恪守底線。守住底線，“方差”就小了。第二條就是在育“才”的維度上“保持均值，擴大方差”，方法是創造環境，促進個性發展。鼓勵差異，“方差”就可以擴大。
《財經》：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之后，大學變成了專科院校，學生從一進校就分專業，很少通識教育課程。直到近些年，情況才有所改觀。在你看來，為什么要對學生進行通識教育？
錢穎一：通識教育不是為了學生眼前的就業，而是為了學生一生的獲益；通識教育既不是為專業教育打基礎，也不是為專業教育做補充；通識教育本身是培養學生成為真正的“人”這個目的服務的。
《財經》：也就是說，通識教育的根本是為了人格養成，而人格養成是“成為有良好素養的現代文明人”的條件。
錢穎一：是的。通識教育在目前的中國尤其重要。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存在巨大的扭曲，高考選拔制度下的應試教育已經發展到了極端嚴重的程度，而且形成了“文科靠死記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題”的中國特色的中小學應試學習方式，導致學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特別是不敢于、也不善于提出問題。
我們特別開設了一門課程“批判性思維和道德推理”，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我非常高興的是，“對這個問題你CTMR了嗎？”已經成了清華經管學院同學的口頭禪。CTMR是“批判性思維和道德推理”英語名稱（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的縮寫。
《財經》：我注意到，你們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納入了中文、英語、數學三類基礎技能課程，和中國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藝術與審美、社會科學、中國與世界、物質科學、生命科學等八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組，涵蓋了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三類基礎性學科。這是其他高校所罕見的。
錢穎一：通識教育課程往往是“開闊眼界”、容易得學分的公共選修課。我們的“通識教育”不是選修課，是必修課。每一個學生必須在每一個課組中選一門，其中有不少課是專為經管學院開設的。我們還有天馬行空的“任選課”，占了總學分要求140學分中的20學分。只要是清華大學開設的課程，不分院系、不分年級，甚至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課，都可以選，都承認學分。學生在層次、內容乃至老師上都有很大的自主選擇權。
《財經》：在“才”的維度上，怎樣做到“保持均值，擴大方差”？
錢穎一：“保持均值”就是要保持我們過去的強項。在課程設計上，我們保留了四門數學必修課，這比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美國名校對本科經濟學專業的數學要求要多得多。
怎樣“擴大方差”呢？就是讓個性得到充分發展。每一個人都不一樣。中國之所以缺乏杰出人才，與缺乏學生個性發展有關。因此，如何為學生的個性發展創造條件，就直接影響到如何為杰出人才脫穎而出創造環境。
我們過去有一個習慣性思路“因材施教”，通常的做法是讓一些好學生“學多一點、學深一點、學早一點”。這無非就是讓知識傳授超前一點。表面上看，好學生比其他學生超前了，但這只是在知識程度上而言，并不是這些學生更有興趣、更有想象力、更有能力了。
《財經》：這種方法并沒有調動學生自身的創造力，也沒有擴大學生自己的想象空間。
錢穎一：是的。因此我認為，個性發展的有效方式主要不是靠這種形式的“因材施教”，而是要依賴于寬松的環境和自由的空間。也就是要給學生們，特別是給突出的學生們，以更多的可支配時間、更寬容的環境，讓他們根據自己的個性特點去成長。
為此，我們在大學一年級、二年級實行“通識教育”的基礎上，為三年級、四年級學生提供個性化教育，設立了學術、創業和領導力三個方向的“優秀人才培養計劃”。
《財經》：從2007年算起，清華經管學院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經走過了八年歷程，在您看來，改革成效如何？
錢穎一：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短期功利主義的。教育改革的成效很難在短期看清楚，但是對清華經管學院教育改革的認可已經開始顯現。2014年教師節，我和學院其他四位教授共同主持的“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經濟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與實踐”項目，獲得2014年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這是我國教育領域中唯一的一項國家級獎勵，每四年評一次，代表了中國當前教育教學工作的最高水平。我們能夠榮獲這個獎，說明我們的改革獲得了比較廣泛的認可。
教育的改革效果只能在一二十年后，甚至更長時間后才能看清楚，這跟搞經濟改革可不一樣。在教育改革上我們要力戒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義。我對教育改革結果的期望是，從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走出去的學生都是現代文明人，其中有一些成為能為中國、為人類做大事且是有益事的人。再過十幾年，中國經濟規模將可能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中國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良好素養、胸懷遠大，并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領導者。我希望這其中就有從清華經管學院走出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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