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可以怎么改變教育？這真是個經久不衰的話題，篤信互聯網的人可能會說，“看硅谷啊，那兒有那么多的 edtech 企業”。但是今年接受了WISE（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簡稱WISE）的資助、走了一圈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并撰寫了「Learning Reimaged」一書的 Graham 會說，我們確實應該談談技術，但恐怕不是用硅谷所迷信的那種 “you just click here and technology will fix everything” 的方式。

今年，Graham Brown-Martin受 WISE 之托，到巴西、中國、加納、印度、約旦、黎巴嫩、卡塔爾、新加坡、阿聯酋、英國和美國等地進行了環球考察，訪問了各地的學校、組織以及項目，并和教育家交流之后撰寫了「Learning Reimaged」一書。Graham 主要在他的書里討論了互聯時代（connected world，不是指互聯網）教育工作者應當“教什么”，以及“怎么教”。

我覺得他為大家帶來的最有啟發的思考是：What is school (oreducation) for？同時技術可以怎么輔助這一過程？下面是我和 Graham 一次對談的整理。

我拋給 Graham 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是今年，他選擇了在自己的新書中探討技術如何影響教育的話題？我以為或許和國內國外在線教育的投資熱潮有關，但 Graham 的回答卻讓我頗感意外：

當我在 WISE 峰會上與其他嘉賓談論 iPad 對教育的影響的時候，有些人告訴我，他們生活的地方甚至都不通電，何談使用iPad？

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自己被西方人的想法束縛了，西方世界一直強調技術能夠應用在世界各地，比如硅谷就一直堅信只需要按一個按鈕，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但是“技術改變一切論”是不正確的，因為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沒有互聯網，并且非常貧窮，甚至沒有電力供應和干凈的水源。

所以 Graham 覺得今年應該談技術，但應該是以一種顛覆傳統的方式，而不是硅谷式的“技術是萬能的、能夠解決一切難題”的方式。比如他在走訪中國的時候，更在意的不是每個學校采用的技術手段，而是技術手段如何在不同地區被運用來激勵和動員中國的中產階級更多地付出來促進教育發展、提高孩子們的教育質量。

他提到了鄧飛的例子——鄧飛利用微博發起了在線活動，來鼓勵和動員網民捐款去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鄧飛把這個活動處理的更像是一種外交手段，因為這個活動并沒有使政府的處境變得尷尬，最終政府也積極地參與到這次活動中。

因此，Graham 說，他并不希望僅僅寫出“我們需要給學生人手一臺筆記本、iPad”這樣的西方世界的觀點，眼下數字技術在世界各國、各種文化中都非常流行，但是其運用方式卻各有不同，這是他在這次旅行后得到的一個印證。

那么Graham在這次旅行之后，是否有得出什么觀察的結論呢？我很好奇。他回答說“Yes”，當然有——

“我進入職場大概 30 多年，當我在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工作時，人們就在討論技術以及技術能給教育帶來的變化和轉變，后來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轉行去做明星、拍電影、做電子游戲，當我在 2004 年離開娛樂界、重返教育界時，發現教育的現狀并沒有很大的改變。

雖然大量的技術被運用到教育中，全球可能有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投入，但教育卻沒有發生巨大的改變，我們還是讓孩子們坐在教室里坐成一排又一排。

與此同時生活的其它方面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現在我可以身處倫敦用 skype 與在北京的你聊天，比如 Facebook 的成功。

為什么我們沒有在教育界看到類似的改變呢？為什么教育界還是靜悄悄的沒有被“disruption”？事實上教育和音樂界不一樣，音樂產業只是一門生意而已，而教育卻不是。我們常問自己教育是為了什么？為什么我們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學校？人們會給出你不同的答案。

政治家們往往回答說教育是經濟發展計劃的一部分。例如新加坡，自李光耀上臺以來，新加坡的教育就變成了國家經濟發展計劃的一部分—60 年前新加坡完全是一篇混沌，英國剛從新加坡撤走，新加坡還面臨著住房短缺、失業率高、種族問題等等困擾，所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個全面的經濟發展計劃，并且計劃成功了。

但是新加坡的教育就像是一個工廠，社會說社會需要工人，好，我們把學生都培養成工人，社會需要程序員，好，我們把學生都培養成程序員。

我認為當我們審視技術、技術給教育帶來的影響、以及為什么技術沒有給教育帶來根本性的轉變的時候，我們需要知道，教育就像宗教、大眾傳媒、政治制度一樣，是被設計用來加強和穩定現狀的，加強統治一方的權利的，這個統治方可以是任何事物，例如政治統治層、最富有的 1% 的人等等，所以教育要發生改變非常困難。

而我從這次旅程中體會到，技術能以兩種方法被應用到教育當中：一是它被用來大范圍加強已有的教學模式，而這也是現在正在發生的——技術被應用到學校中，不是為了改變或創造一種好奇的、不服從常規的創造力思維，而是為了生產被動的、服從的數百萬沒有創造力的人。

這幾乎就是把技術作為一種生產模式來加強 19 世紀的教學方法，好比“我需要把這些知識塞進你的腦子里”，當你去考試時，你不能帶手機進入考場，和一同考試的人也坐的很遠。這太瘋狂了，又蠢又瘋狂，但很無奈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事。

第二種方法是這樣的，有一些人認為我們身處一個知識觸手可及的社會，我們不需要記住北京有多少人口、不需要記得英國歷屆國王或者女王的名字，因為這些知識就在網上隨時可以查到。我們應該學會知道如何獲取這些知識并且知道如何對不同的事實描述進行比較，分析哪一個才是正確的。比如西方版本的史料和中國版本的史料可能有很大不同，但是哪一個才是正確的？我們如何分析？這就是評估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查找資料的能力。

這是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想象一下如果我們可以在考試中隨身攜帶手機，并且你必須與鄰座交流獲得答案，這就改變了一切。我認為這就是技術能夠給教育帶來的兩方面的機會。”

那么，在Graham看來，如果我們現有的教學場景被顛覆了，屬于未來的那個場景會是什么樣子的呢？

他說，當我們談及對教育的“disruption”這個詞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想到一些對教育技術的巨額投資，但這些投資者的大多數都不明白什么叫做 disruption，他們以為自己懂。如果真的想 disrupt 教育，那需要先 disrupt 評價體系，就是我們測試學生的方式，目前還沒有人做這方面的嘗試。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認為類似于可汗學院的在線教育會是 disruptive的，但是可汗學院也只是讓學生看別人制作的視頻而已，它設計很好也很美，但是它只是一個加強舊的教育體系的老舊的系統。更為理想的系統是孩子們能夠自己制作視頻而不是看其他人制作的，我在約旦等地看到過這樣的系統，同樣在人大附中西山學校也是，全世界的人們都在嘗試做這件事。

在約旦首都安曼東部的一個比較貧困的地區 Madressa，孩子們使用一種低成本的筆記本電腦，攝錄并且制作他們自己的學習視頻并上傳到臉書。你知道在英國，孩子們在學校里是被禁止使用臉書的，但是在約旦首都安曼一個貧困地區的伊斯蘭學校里，學生們學習怎么使用臉書并且在臉書上分享他們的學習經驗，我感到很吃驚，除此之外我還在其它地區也看到過類似的情況。

所以，關于技術有兩方面要強調的，一是有一個群體利用技術來加強現有的教育體系，而另外一個群體則在思考并實踐怎樣用技術來作出變革。在這之后人們就會圍繞評價體系展開思考：如果我們要測試 21 世紀需要的技能，那么我們就應該用 21 世紀的技術來開展測試，我們應該允許考生帶著手機進入考場，允許考生之間互相協作并分享……

我覺得現在我們需要一個培養有創造力的人才的教育體系，這些人才能夠有不同的想法，比如可以就解決問題的方法提出意見，可以用新思維解決抽象問題。我們看當前的教育體系，是分割的，數學、科學、語言等，都是分離的，并不像現實生活中一樣，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把所有的有關的知識都集合到一起。而技術能夠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在解決問題、知識整合的應用等等層面起到作用，這并不一定非要在一個國家，還可以是跨國界的。比如我們把說英語的和說中文的孩子們聚到一起，這樣就制造了一個不同的社會，一來他們可以一起合作解決問題，二來他們可以互相理解、很好地合作，因為我們未來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解決掉很多問題，比如怎么解決氣候變化、抗生素失效？怎么創造幸福歡笑、音樂、藝術等讓人生變得美好的東西？等等，沒有全球化的人才的協作，我們是做不到這些的。”

最后，既然Graham對未來的教育已有不少見地和想法，所以我問他，他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呢？他會嘗試很不一樣的家庭教育方式么？

結果 Graham 回答我說，他有一個 27 歲的女兒和 25 歲的兒子，都已經讀了大學，接受的基本是傳統的教育。而更小的 13 歲和 9 歲的兩個孩子，也是在公立學校學習（他本人不是很信任私立教育），而他的四個孩子都進入了標準的教育體系學習，看上去還挺享受其中的樣子。

不過尷尬的一個事實是，他的孩子們大部分的學習是在學校之外獲取的。“我曾經考慮過很長一段時間讓我的孩子自學，我本人就是自學的，當時‘自學’這個詞組都還沒有被創造出來。但是社交互動和友情是很重要的，學校、大學，最終都不再是關于論文或者試卷，而是你的同學”，Graham 說，所以他對讓孩子自學持開放意見，他也希望孩子們在學校里能做一些不同的事。如果他有足夠的錢和時間，就會領著他們旅行，想了解中國就到中國來，想了解美國就去美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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